政策与市场共振，银行业净息差下行周期临近尾声

　　商业银行净息差的持续收窄，已成为近年来困扰中国银行业盈利能力和估值表现的核心问题。这一趋势是利率市场化深化、LPR多次下调以及宏观经济环境变化的直接体现，引发了市场对银行体系稳健性的深度关切。部分上市银行披露的数据表明，这一长达数年的下行压力可能正在接近尾声，一个关键的拐点或已悄然临近。

　　10月28日，中国银行（601988．SH）发布2025年第三季度报告，其净息差数据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观察窗口。报告显示，截至2025年9月末，该集团净息差为1.26%，与上半年水平持平。这一企稳态势并非孤例，宁波银行（002142．SZ）、江阴银行（002807．SZ）等区域性银行也报告了其净息差环比持平或小幅回升的积极信号。

　　这些案例共同指向一个可能性：在经过系统性的重定价冲击和激烈的负债成本竞争后，银行业净息差正在探明一个阶段性底部。企稳的背后，是资产端定价压力边际缓解与负债成本管控成效初显的共同作用，标志着银行业开始适应新的利率环境，并探索出新的生存与发展平衡点。

　　企稳迹象显现

　　2025年第三季度，成为观测银行业净息差走势的一个重要时间节点。中国银行作为国有大型银行的重要代表，其净息差稳定在1.26%，结束了自2023年上半年（1.67%）以来的连续下滑趋势。这一企稳信号在多家银行业绩中得到呼应。

　　江阴银行在三季报中明确表示，其息差水平实现企稳回升，净息差为1.56%，净利差为1.39%，较上半年环比上升2个基点。该行将其归因于“优化资产负债结构、稳定资产收益和控制负债成本方面取得实质性成效”。宁波银行第三季度净息差为1.76%，与上半年末持平，在较高水平上维持了稳定。重庆农商行（601077.SH）第三季度净利息收益率为1.59%，与上半年末的1.60%相比仅微降0.01个百分点。招商银行（600036．SH）第三季度净利息收益率为1.87%，与上半年末的1.88%相比仅微降0.01个百分点，基本走平。青岛银行净息差从上半年末的1.72%小幅收窄至三季度的1.68%，但收窄幅度已较前期显著放缓。

　　这些案例覆盖了国有大行、全国性股份行和地方性农商行等不同类型，它们在三季度共同展现的净息差企稳或降幅大幅收窄的态势，构成了判断行业趋势可能发生边际变化的有力证据。

　　供需两侧寻找新平衡

　　中国银行业净息差的企稳，是资产端和负债端多重因素动态博弈后达到的新平衡。

　　在资产端，新增贷款定价下行压力有所减缓。惠誉评级亚太区金融机构评级董事薛慧如指出，从存量贷款重定价来看，今年LPR降幅显著缩小，存量按揭利率也未再次批量下调。从新增贷款定价来看，LPR进一步下行空间有限。

　　这意味着，影响银行资产收益率主要的负面因素，贷款重定价的冲击高峰可能已经过去。同时，银行通过调整信贷结构来对冲定价压力。以中国银行为例，其三季度公司贷款同比增长11.71%，远高于个人贷款0.56%的增速。对公贷款通常较零售贷款有更高的风险定价，其更快的增速有助于稳定整体资产收益率。

　　在负债端，存款成本管控的成效开始显现。薛慧如进一步分析认为，高成本长期限存款的到期重定价将带动负债成本下行。

　　过去几年银行吸收的许多高息定期存款正逐步到期，在当前的利率环境下，续作时利率水平普遍下调。这一点在中国银行的存款结构变化中有所体现：成本相对较高的公司存款增速（3.68%）低于成本更低的个人存款增速（8.49%）。这种存款结构的优化，直接缓解了负债端的成本压力。此外，市场利率维持在相对低位，也有助于银行控制同业负债和发行债券的成本。

　　非息收入崛起

　　在净息差企稳的同时，银行业务结构的转型也在加速，其核心特征是非利息收入的占比持续提升。这为银行在息差薄利时代提供了至关重要的收入增长缓冲垫。

　　中国银行三季报显示，前三季度非利息收入达1，654.12亿元，同比增长16.20%，占营业收入的比重升至33.67%。其中，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增长8.07%，其他非利息收入大幅增长22.24%。宁波银行、招商银行等以中间业务见长的银行，其非息收入占比则长期维持在更高水平。

　　这一结构性变化意味着，银行的盈利模式正在从单纯依赖存贷利差，转向“利差+中收”的双轮驱动。财富管理、投资银行、交易银行、资产托管、信用卡等轻资本业务，正成为银行新的战略高地。当净息差空间被系统性压缩后，大力发展非息业务已不再是“可选项”，而是关乎未来生存与发展的“必选项”。非息收入的增长增强了银行盈利的稳定性和抗周期能力，降低了其对宏观利率波动的敏感性。

　　尽管出现了积极的企稳信号，但中国银行业面临的挑战依然严峻，净息差的企稳基础仍需巩固。

　　首先，净息差绝对水平仍处于历史低位。中国银行1.26%的净息差，相较于国际同行以及自身历史水平而言，盈利能力依然承压，即使与国内银行相比，也处于较低水平。

　　其次，经济复苏的强度和持续性将直接影响企业的信贷需求和资产质量。若有效信贷需求不足，银行可能再次面临“资产荒”，从而被迫降低信贷标准，影响息差和资产质量。

　　再次，存款定期化、长期化的趋势能否根本性扭转，仍有待观察。居民和企业风险偏好降低，倾向于选择定期存款，这仍是负债成本控制的难点。

　　惠誉评级的判断具有一定代表性：银行净息差有望筑底。薛慧如预计，2026年存款利率下移对净息差的正面贡献会逐步体现出来，净息差收窄幅度有望逐步缩小。

　　然而，这并非意味着净息差将大幅反弹，更可能的是一个在低位企稳并伴随小幅波动的过程。然而，将企稳视为行业困境反转的号角可能为时尚早。当前的企稳，更多是下行周期中的一个“平台期”，而非新一轮上升周期的起点。

　　银行未来的分化将加剧，那些在负债成本管控上更具优势、在非息业务开拓上更为成功、在风险定价技术上更为精进的银行，将能够更快地穿越周期，并在此轮洗牌中确立领先地位。对于中国银行业而言，净息差企稳带来的更大价值，或许并非盈利能力的V型反弹，而是提供了一个宝贵的战略窗口期，让银行有机会喘息、调整并坚定地转向一条更可持续、更少依赖规模扩张的高质量发展路径。这条路径的成功，最终将取决于银行服务实体经济效率和自身风险管理能力的根本性提升。